王羊羽 | 漫谈艺术与道德——从雕塑《冥王抢走普洛塞庇娜》引起的道德讨论谈起-博宝艺术网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吉安·洛兰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创作的大理石雕塑《冥王抢走普洛塞庇娜》（《 The Rape of Proserpina》）是西方艺术史上的杰作。该雕塑取材于一个古罗马神话故事，刻画了冥王普鲁托强掳少女普洛塞庇娜作为其妻子时的场景。是年仅23岁的意大利著名的雕塑家吉安·洛兰佐·贝尼尼在1621至1622年创作的，该作品收藏于意大利罗马的博而盖塞博物馆（Galleria Borghese）。作品表现的暴力绑架的场景在400年后的今天引起了道德的讨论。特别是女权主义的兴起，尤其是最近几年Me Too 运动的盛行的背景下，女性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性骚扰和性侵犯。如何重新看待这件艺术作品？

旧金山美术博物馆馆长托马斯·坎贝尔（Thomas Campbell）称赞了该作品的「引人注目，催眠甚至启发性」的元素。「但是，」他补充说「近几年从 Me Too 运动中获得不同的想法。我以前都把这类作品当作艺术雕塑的学术研究，毕竟绑架场景在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艺术中很常见。现在，我正努力重新调整对这项工作的看法。」所以从所谓道德角度上看待这类作品就出现了一些争议。

    从艺术价值、艺术表现上来肯定这件经典雕塑，前人论述的很多，也没有太多的分歧，我就不做赘述。从我个人的理解是这件艺术品首先她表现了真善美中的“真”，是一种再现真实的“美”。在题材上的选择确实是表现了一个暴力的场景，是强者对弱者的侵犯，当然是违背女性意愿的性骚扰或侵犯。社会发展到当下，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对这种暴力和侵犯当然是要否定和反对的，也不是符合道德的。

    但是评价一件艺术品，要从它的时代背景出发，结合当时的历史、社会、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不能按照现代社会的认知和标准去苛求以前的艺术家及赞助人所谓的道德正确。因为该作品表现的是一个经典的古代神话故事，我们并不能确定艺术家在创作这件作品或赞助人在命题这件艺术品时是为了宣扬、提倡这种暴力侵犯行为，所以无法对艺术家或是赞助人简单做一个道德审判，更不能对作品做一个道德审判。

    假设有充分的资料证明艺术家和赞助人道德上有瑕疵，作品表现的主题也是不道德，那么我们可以在结合当时时代背景予以道德批判。但是雕塑作品本身的艺术性则是要肯定的。

    关于艺术与道德关系的讨论在古今中西艺术史上都是很重要的议题。而不同文明对道德的定义也是多元而不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道德观念。艺术与道德的关系是很复杂的，并不是简单的对错好坏的关系。

    如果只要在艺术作品中表现道德的、善的题材，就一定成为伟大的作品吗？那还需要艺术性做什么？如果一件所谓艺术作品的作者和赞助人都是道德楷模，乃至圣人，那这样的“作品”就一定是伟大的彪炳艺术史的经典艺术作品吗？

    在中国美术史上，东晋顾恺之（约344年—405年）就有一件名画《烈女仁智图》手卷，原作已佚，现存北宋摹本，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顾恺之在中国美术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人物画家，他以自己对人物精神面貌的深刻理解作画，用艺术手法再现历史人物形象，强调以形写神，特别是注意眼睛的描绘，达到了“尽精微，致广大”的传神效果。

《烈女仁智图》绘画内容取自汉代刘向《古列女传》第三卷《仁智传》中的人物故事。画面现存10段共28人，画卷中每部分人物都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故事。人物旁注明了人物的姓名、画的题记、记述故事梗概。汉成帝沉湎于酒色，宠信赵飞燕姐妹，使朝政大权旁落于外戚手中。因此刘向当时编撰《烈女仁智传》就是为了规劝当时汉成帝。所以这幅画的创作动机是一种“成教化、助人伦”的劝谏，也是中国早期人物画强调“劝善”社会道德功能的反映。绘画从故事题材选择上体现了在中国古代儒家对女性的道德规范，即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封建伦理。其中有一些所谓“赞扬”女性仁和智的内容现在看来是对妇女的不公平待遇和不合理的苛求。但是这些在封建社会确实是女性的道德规范准则。从规劝统治者的角度，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如果按照现在道德观特别是站在当代女性角度，大部分是需要批判的。评价这幅画那是不是也要从绘画题材出发，把刘向、顾恺之都来一个道德审判，将这幅画也变成一个是宣传封建道德观的典型来加以批判呢？我想肯定是不会的。我们只需将其中成为糟粕的封建道德思想进行批判即可了，不影响这件顾恺之的作品在中国美术史上的重要艺术地位。

再举一件当代著名油画家王国斌反映文革知青题材的《青春之歌》为例。这件油画在艺术表现手法和艺术题材上也和《 The Rape of Proserpina》很有可比性。

      《青春之歌》这件作品是王国斌知青系列油画中的代表作。是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下放到山西农村的年轻美丽的知识青年，因为极左政治的原因，不能在城里继续上学，更不能在城里参加工作，下放到山西农村务农。因为不能回城只能最后嫁给放羊的农民。画面中是新娘和新郎，端坐在土窑洞前举行仪式，这样的婚姻注定不是自愿的，但又是迫于形势的自我无奈选择，他们的婚姻注定被时代和政治操弄，她嫁给了老羊倌，做了那个时代的祭品。

在这幅作品中，新郎穿着新布鞋和新的粗布衣裤，脸色黝黑苍老，手指粗大粗糙，笑得合不拢嘴。知青新娘长相秀美，皮肤白皙，眼神透出了她的无限委屈、忧伤和无奈。从她的坐姿左倾，四肢和身体紧贴在一起，与旁边的放羊倌农民的昂首挺胸颇为自得的坐姿也形成对比。看得出她脚上穿的一双新红色绣花鞋和袜子就是她做为新娘身份的仅有装扮，与她身上浆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是那样的不和谐。除了年龄、相貌上的差别外，从更深层次就是新娘和新郎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教育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更不要说三观一致了。知青们远离家庭和父母亲人，自己的青春、爱情、事业、人生都被时代所左右。这幅画在最早公开展出时，观众当场就有几位曾经的知青泪流满面，也是观众留言最多的作品。是因为那些当年的知青们看到作品后触动了灵魂深处，产生了共鸣，其他观众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也会共情，这就是艺术的感染力。

这幅作品表现的题材在那个时代在中国农村常见的情景。大量知青少女被当作扎根农村的模范典型嫁给了当地农民。从绘画表现的内容上看，是整个那个时代青年的集体的青春被荒废的缩影。如果从题材上来说，也是不道德的。这是政治的暴力，时代在绑架和强奸知青少女。观者看完以后绝对不是想到要对画家本人或作品本身作道德批判，反而是作品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悲剧，让人们对那个时代的狂热和错误的深刻反思，也是一种对那个时代的批判，这种批判可不仅仅是局限于道德。所以作品本身无疑是成功的，名字叫做《青春之歌》也是一种辛辣的讽刺。后来画家将这幅作品改名为《我的前夫》。其实这个改名也表达了艺术家最后给了画面新娘为代表的知青们一种希望。因为现实中也有好多知青少女永远留在了农村，时代埋没了她们的青春乃至人生。

无论从中西方哪方艺术史的角度来看，评鉴一幅艺术品的好坏不能简单从作品题材来做一个道德审查，更不能脱离作品、脱离时代对创作者及赞助人、收藏者做一个道德审查。好的艺术品不光给人美的享受、善的引导，还能让启发观者深思，乃至触动灵魂。

那么也不是说艺术品本身、艺术家和道德就没有关系。人的道德人品对于社会生活、感情和事业，乃至于他人肯定是很重要的，这里面必然也包括艺术家。好的艺术家，人品好，内心善良真诚，有爱，关注社会，那么他会在自己的作品里表现和流露出来，让他的作品有温度、有深度。但人又是很复杂的动物，除了理想中的神和圣人，现实中的人也没有完美，总有或多或少的瑕疵。而道德的标准是多样而不统一，又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艺术家的道德人品和艺术本身的关系不能简单的挂钩，认为道德好其艺术一定好，道德不好的其艺术皆不可观，这种绝对化判断是不对的。美中有善，但善不等同于美。

中国书法是一种很有民族特色的艺术形式，在一些中国古代书论中对书法家人品和书法的评价就有简单与道德直接挂钩的现象。

《资治通鉴》记载，唐穆宗尝问柳公权用笔之法，公权答云：“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时穆宗荒纵，为之改容，悟其笔谏也。

明代项穆将柳公权这个说法加以发挥理解，他说：“柳公权曰‘心正则笔正’，余今曰：人正则书正。心为人之帅，心正则人正矣。笔为书之充，笔正则事正矣。人由心正，书由笔正”。这样将人品和书法的好坏产生简单而直接的联系。这样的书法批评观影响了很多人对书法史上书法家的评价。

比如元代赵孟頫一代书法大家，有“赵体”之称，影响深远。他是南宋宗室，宋亡后，入仕元朝。明代书法家王铎，一代草书大家，日本人谓其“后王胜先王”，认为比王羲之都写得好。他是晚明高官，明亡后，入仕清朝。在基于上面所说的书法品评观，所以赵孟頫和王铎的书法艺术就受到人主观的贬低。而对明代积极反抗清政府殉国而亡的倪元璐、黄道周两位忠节之士的书法评价很高。

实际上我认为对于政治道德与个人私德在道德标准上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做道德绑架。对于在传统道德观的标准下，古代文人对失节还是很看重的，所以赵孟頫和王铎两位传统型文人，他们在转仕新朝后，根据一些文献资料，他们内心也是苦闷和仿徨。但是从艺术评价上，还是要站在艺术本位的角度以客观评价其艺术水平。而倪元璐、黄道周这种忠烈，当然要敬仰钦佩他们这种品格，但是在艺术水平的高低上也要相对客观判断，不能加入过多的道德感情到艺术本身的评价上。

而对于当下的艺术品市场而言，对于收藏者，当然可以以自己的喜恶来选择，这和学术评价还不一样。

艺术品的市场价值决定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艺术水平是艺术品价格众多决定因素之一。近年在大陆艺术品市场上对于一些汉奸书法，比如汪精卫等，行政管理单位采取行政的手段来禁止上拍，我觉得也是不妥的。因为这里标准很难把握，汪精卫肯定是汉奸了，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但他的词作很好，书法也清秀俊美，早年他也不顾生命刺杀摄政王，实现自己的革命理想。如果他书法手迹不能上拍，那么伪满洲国的国务总理郑孝胥也是汉奸，郑氏同样是书法、诗词也很好，他的作品却又能大量上拍卖。市场的事情还是要交给市场来解决。

最后回归到吉安·洛兰佐·贝尼尼（Gian  Lorenzo  Bernini）创作的雕塑《冥王抢走普洛塞庇娜》上，如果这件作品也能像王国斌油画《青春之歌》一样让大家能够有所反思、触动，能让观者受到艺术的感染，虽然他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有现实意义。通过艺术品我们对冥王的粗暴侵犯感到不耻，对于少女无辜的眼泪施以的同情，为女性免于遭受这种情景而努力。换个角度来考虑问题，让大家重视对女性权利的维护，把这件作品变成全球Me Too 运动的艺术代言，反对男性对女性的暴力侵犯，反对性骚扰。这何尝不是人类艺术和文明的光辉呢？

（作者为中检艺术品鉴定评估中心 王羊羽 ）